我自1983年進入教務處，先后擔任教務處副處長、處長，連同以后分管教學工作的時間，前后加起來超過20年。我在教務教學管理上緊緊依靠各院系，調動管理部門和廣大教師的積極性，虛心學習、繼承本校以往和兄弟院校的經驗，從我校實際出發，勇于改革創新走自己的路。在學分制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學分制）、考試管理改革、學籍與成績管理、教學質量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績，學校給予肯定，師生普遍認可，兄弟高校來取經。1992年，我校教務處被教育部評為“全國先進教務處”和“全國教材管理先進單位”。
很多事情經常想起，不能忘懷，其中有一件事我記憶特深，因為那是我和教務處全體人員、學校學團部門、各院系領導、院系學生管理人員，尤其是全體英語教師以及歷屆本科班成千上萬的學生共同奮斗10余年的一件事，那就是“齊抓共管，共創輝煌—我校四級英語統考10多年連創佳績”的故事。
那是1987年第一次組織本科二年級下學期四級統考，在第一次全國性統考一門課程中，我校通過率達40%，大部分學校則在10%以下，此后我校通過率更是直線上升到60%、70%，擴大了學校的影響，提升了學校的知名度。1991年以后，連續穩定在90%以上，最高時達94%。此時，重點院校僅到60%，全國平均40%，一般院校更低。當時我校仍是煤炭工業部部屬高校，煤炭院校通過率更低，我校遙遙領先，其他高校都表示懷疑，不相信。我校成績突出到什么程度，1990～1995年，我校通過率在92%～94%，我大兒子在清華大學就讀，清華大學通過率為90%多、優秀率85%，我校的通過率和清華大學比，大體持平，但是就優秀率而言，清華大學85%，我校只有20%，不過我們創造的英語學習氛圍好，在學校固定的時間點統一播放錄音。很多學校到我校來考察、學習、了解，當得知我們齊抓共管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時，大家都從相信到信服，最后都很佩服。
一時間我校在煤炭系統十幾所高校中名聲大振，都知道山東礦院學生英語統考成績好，煤炭工業部科教司也表示原來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居然是真的。在山東省我校不算是最高的，是比較高的，受到一致贊揚。外語協會、省教育廳都認為我們不容易，生源不理想，錄取分數低，礦業類院校錄取情況都是每年等到最后接受調劑，而第一志愿填報、錄取的則很少。
我國學生英語基礎差，為適應改革開放對人才的需要，全社會掀起一股學習英語的熱潮。招聘考外語，晉升職稱考外語（中級、副高、正高職稱都要考），出國考托福、雅思和GRE等，總之要想進步、提高，就要學外語、考外語，外語成績成了最大的攔路虎。有的老師就因為外語通不過，一輩子停留在中級職稱，甚至退休后還參加職稱外語考試。因此國家四級統考從1987年開始，從1985級學生開始統一考試。
由此，英語一次通過率成了衡量學校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各省教育廳十分重視，外語學會組織活動、交流、通報、比較；單位招聘應屆畢業生明確規定四六級成績、證書、分數，當時形成了一種極端重視外語的氛圍。
取得如此突出成績的原因可以概括成兩句話、八個字：全校“齊抓共管”，師生“齊心協力”。
全校上下，以教務部門、學團部門為主，到各院系行政、學生，制定了政策和相關管理規章制度，想方設法調動教師、學生的積極性；全體任課教師刻苦努力，學生積極配合響應。
采取的具體措施是：
（1）50分政策（校內政策，與學位掛鉤）見奇效。當時之所以采取這個政策，是基于我校學生的實際情況：英語基礎差，入學初相當一部分不足50分，嚴重影響通過率。按60分授予學位，會使一部分學生可望而不可即，失去信心。因此我提出校內政策，50分算通過，校內認可。這一措施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樹立了信心，在爭50分的過程中，不可能留勁兒，相當一部分學生沖上了60分線。
（2）重點關注兩頭。一是上頭，意即好學生，由此提高優秀率；二是下頭，指的是50多分、55分上下，甚至57分、58分的這一部分學生，屬于推一推、拉一拉就能上去的這部分學生，所占比重也不小。
（3）采取了強力有效的激勵機制。一是為外語教師正名。當時外語工作量系數為0.8，老師有怨氣，感到低人一等。改為與其他課一樣，而且統考成績較好，就將系數加到1.1，且與職稱掛鉤。如此一來，外語教師再苦再累也無怨言，上課都提前15分鐘到，涌現出柴之良、張樹臻等一批成績突出的優秀教師。二是每年召開一次統考總結表彰以及動員大會。每次開會我都出席并講話，公布各院系成績名次，公布優秀獎、進步獎名單，重獎優秀教師、優秀學生、優秀組織單位。取得統考第一名的教師工作量系數提為1.1，統考第一名的系、班級和統考優秀個人均重獎，還頒發統考進步獎。三是召開教師工作會議。頒發各單項獎，涉及管理人員、學團部門、院系教務員等。
全校定時廣播外語學習節目，輔導員、班主任全力支持、廣泛發動，創造良好的考試條件。
通過這些舉措，形成了齊抓共管的大好局面，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教師是主導，學生是主體，管理是保障服務（當然也包含監督、制約、制定政策等）。
當時，也有爭議。全校都動起來了，學生熱情很高，形成了學習外語的熱潮，的確也占用了大量時間，很多課余時間都被占用了。幾個系主任提出異議，這樣做合適嗎？我力排眾議，提出在當時學風浮躁的背景下，抓英語統考起到了搶回被荒廢的時間和正學風的作用。因此，經過爭論，在抓統考問題上，全校上下認識一致，沒有雜音。
由此產生一系列的積極作用和效益：一是對于就業來說，學生可以憑證就業；二是學生考研有了資格；三是學校聲譽大增；四是打下了良好基礎，長期受益。有力的證據是，1989年政治風波，學生一哄而散，全部離校回家了，各單位催不回來，此時正值四級統考的時間，國家統考肯定無法進行。我當機立斷提出，我校統考如期進行，如果缺席，將沒有成績。結果學生全部返校參加了考試。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全國重視、高校重視，經過 10多年的重點培養，外語人才稀缺的現象得到極大改觀。國家對四六級考試改變辦法，不再通知分數，減小競爭，減輕壓力，允許多次考試。我校1995年一次通過率在87%多，基本穩定，畢業之前少量未通過。每年學位委員會開會，教務部門提出一個比例，因外語而不能獲得學位的人數控制在1%～2%。
選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講述：王明鎮 整理：田靜 李之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