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提高我國煤礦的機械化水平，煤炭工業部從英國、德國、波蘭和日本等國家引進了40多套綜合機械化采煤（綜采）設備。每套價值都達數千萬元，當時在國際上很先進。但是，我國還沒有人使用過這種設備，也沒有人懂得這些設備的構造、原理。我是最早了解和研究這些設備的專家之一。通過仔細閱讀英文“設備說明書”和“使用手冊”以及拆卸和安裝機器，對這些設備的原理、構造以及使用方法都有了詳細的了解和消化。所以我有幸參加了煤炭工業部組織的“綜采推廣小組”，到十幾個煤礦去辦“綜采培訓班”、做技術講座，推廣綜采技術，并為煤礦培訓了一大批最早掌握綜采的技術人員和工人。當時參加“綜采培訓班”、推廣綜采技術，是一項沒有任何報酬的額外工作，大家都是憑借著熱情和責任感去做的，能用自己的專業為國家發展和行業進步做一點事，感到非常驕傲和自豪。
雖然做了大量的技術推廣工作，但在實踐過程中發現，這種價格不菲的先進設備只在大同煤礦和開灤煤礦使用得較好，大多數煤礦使用不好，有些煤礦還不如炮采工作面產量高，工人們戲稱“洋雞不下蛋”。究其原因，是液壓支架與頂板不適應，我國大多數煤礦的中硬和松軟頂板，只能采用支撐掩護式或掩護式液壓支架，所以花了巨資購買的先進設備并沒有物盡其用。這也說明我們對引進的機器設備的性能了解得并不全面，這件事給我的觸動比較大。
20世紀80年代初，適逢煤炭工業部出臺了鼓勵留學進修的政策，我抓住這個機會，認真準備，參加層層考試選拔，有幸成為改革開放后第二批公派留學生。1982～1984年，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英國諾丁漢大學采礦工程系學習進修。學習期間，與英國同行合作，專門對液壓支架的結構和力學特性以及與頂板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論文在國內外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為液壓支架的結構設計和選型提供了理論依據。
除了對專業的學習，我對英國的高等教育情況也特意做了了解。了解中發現，一方面，英國的高等教育重視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英國的教學方式非常靈活，教師和學生在開放自由的氛圍中交流思想、學習知識。且教師一般不會對學生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而是除課堂講授外，還采用實驗、案例、討論、互動交流等豐富生動的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創造力。另一方面，英國的高等教育也非常重視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它們一些大學和職業技術學院實行“三明治課程”，由理論學習和工作實踐兩部分構成。工作實踐在學業中間，可以是一次一年或兩次各6個月完成，這種方法可以使學生在攻讀學位期間積累有用的工作經驗，畢業時不僅獲得學歷證書，而且具有實際工作能力。前者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后者與我們當時重視學生的實習實踐有殊途同歸之處。
我熱愛專業，喜歡教學，鐘情科研，所以1984年從英國留學回國后，我婉拒了領導想讓我擔任行政職務的邀請，只擔任采煤教研室主任，專心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工作在教學與科研的第一線，堅持給本科生上課、帶領本科生實習、指導本科生畢業設計，培養出8名碩士研究生。獨立或合作完成了幾部書籍、教材的編寫，其中擔任副主編合作編寫的《煤礦開采學》被評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獲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以個人的研究成果和國內煤礦生產經驗為素材，主編了Strata Mechanics（《巖層力學》）英語教材，并于1988年到英國大學講學，將我國在礦山壓力和液壓支架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廣到英國。
在生產與科研上，主持了數個礦井設計項目和多個科研項目。山東大汶口石膏礦，是 20世紀 70年代末建成的礦井，投產后不久就因為頂部含水層的影響而停產數年，大部分人員都離開礦山另找出路，留下的人員只有靠變賣礦山設備度日。采煤教研室接受了該礦的恢復生產項目，先后為該礦做了恢復生產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恢復生產設計，提出了防止水患的技術措施，終于救活了這個瀕臨死亡的礦井，使它恢復了生產。
與生產單位合作完成的“礦井安全評估方法研究”項目，利用系統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對煤礦生產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做動態的檢查和評估，使事故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該方法在開灤煤礦和協莊煤礦的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榮獲了山東省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在英國的學習中，我發現國外的大學教師大都有博士學位，而當時我們采煤教研室的20多名教師均為本科學歷。作為教研室主任，我覺得提高青年教師的學歷成為教研室的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所以一方面，我鼓勵青年教師報考在職碩士研究生，在教學安排上給予青年教師以足夠的考研復習與準備時間，還安排青年教師輪流脫產學習外語；另一方面，從本科畢業生中招收碩士研究生，然后留校當教師。到 20世紀90年代中期，采煤教研室的青年教師已全部獲得碩士學位，有的還獲得博士學位，這批教師成為現在礦業與安全工程學院的骨干。
同樣得益于出國學習，我的專業外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因此也有機會為我校的對外交流做一些工作。我校1988年、1991年先后兩次舉辦國際采礦學術會議。特別是1988年，經國家科委批準，在煤炭工業部的大力支持以及山東各礦務局和煤礦的經濟支援下，我校成功舉辦了“現代采礦技術國際學術討論會”。我當時作為副秘書長，具體參與會議的籌備工作。會議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印度等10多個國家的學者，以及國內高校、研究院、設計院、煤礦等幾十個單位的學者、工程技術人員參加，各方交流了當時在國內外采礦領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對我國采礦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山東省領導對會議很重視，其間，省領導和泰安市領導都來看望與會代表，我校的社會影響力和美譽度大大提高。
1985～1994年，我校與英國冬卡斯特高等教育學院建立校際合作關系，兩個學校的領導和教師多次互相訪問，我多次擔任來訪人員的講學翻譯和領導、老師出訪的翻譯工作。互訪中，不僅學習和吸收了國外的先進煤礦生產技術，同時也向英國朋友介紹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架起通往兩國文化和技術交流的橋梁，增進了兩國之間的友誼。
到今年（2017年），我在山東科技大學工作了44年、生活了61年，在這里為自己摯愛的教育事業貢獻了美好的青春年華，與學校的情感逐日篤深，我為學校的不斷發展而自豪，為那些繽紛桃李的成績而驕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長江后浪推前浪，事業和生命的全部意義便在于無窮的探索與無私的貢獻。
于潤橋（右一）與沈光寒（左一）去英國礦上參觀
于潤橋（左二）參與籌辦中蘇科技交流會議，右二為霍萬庫
選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講述：于潤橋 整理：宋榮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