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井建設專業是原來山東礦院的主體專業之一，1959年就設立了。這個專業經歷了風風雨雨，發展至今，取得過一定成績，對國家的煤礦建設、學校的發展壯大起了一定的作用，里面也有些值得說一說的事情。
當時在礦井建設專業里，馮豫、胡峰和我在山東礦院被人們戲稱為“三巨頭”，那時我們才30多歲，但是在建井方面也算有些資歷了。我們3個人學術專精各有方向：馮豫精通巖石力學，胡峰的專業方向是爆破，而我是搞井巷工程的，我們3個人的專長構成了建井專業的主體專業。
我在教井巷工程方面課程的時候，總是想出很多辦法讓學生學到更多的東西、做更多的事，讓他們盡快地成長。典型的例子是1976年的時候，我的學生王明遠帶七五級的學生在徐州的一個礦上實習，因為年輕，現場教學經驗不足，就要求我幫忙指導一下，我當即就過去了。我指導過很多學生的畢業設計，把每個人設計的每一個步驟，從技術到數學模型上都提出論證，希望對他們能有所幫助，學生提高很快，效果不錯。
后來，我們礦建專業成立了系統工程學科，并發展成為碩士點。我們國家系統工程創始人是錢學森。錢學森寫了40萬字關于系統工程的書，后來宋健在錢學森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寫到100萬字，是國內第一部系統工程的書，但當時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我當時想：能不能把這個系統工程用在建井上？因為搞建井也是很復雜的，涉及的方面多而繁雜。
過了一段時間，我去天津大學進修，聽了留美專家的報告之后，深受啟發，就決定仿照這種模式，搞系統工程。辦了幾個班之后，大家普遍感到效果不錯。1983年，就開始舉辦系統工程研究生班，現在的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宋遠方就是這個班的學員。這是我們學校當時辦的第一個研究生班。
1984年，我們認真落實學校提出的“教學科研相結合”的要求，帶領學生深入礦上進行現場教學、科研，長時間住在礦上，一方面進行技術層面的現場驗證，另一方面驗證系統工程在煤礦系統中的應用效果。這樣，學生在現場搞實習，進行生產實踐，離開現場之后根據現場要求搞科研，師生一起搞科研，風氣愈漸濃厚，學生能力提高很快。最后，“質量建設檢測在系統工程中的應用”項目得了省部的獎。要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煤炭部的一等獎到三等獎的設立數量是非常少的，沒有開拓進取的精神根本不可能獲獎。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學校的一些項目都得過煤炭部的獎勵，多數情況下我是這些項目的負責人。
加強專業建設必須注重科研創新。我始終認為，創新能力是一所大學競爭力的核心，只有研究出新東西、有價值的東西，才能在大環境中把握先機，贏得主動。在搞系統工程建設的時候，我就開始著重培養學生的科研創新能力。這個培養必須通過科研項目帶動，而搞科研最好形成一個團隊，單打獨斗是不行的。大約是1982年，我發覺王明遠同志比較熟悉工作，有干勁，加上年輕，所以就選擇同他長期合作。應當說，我們這個團隊合作是很好的。我主要出思路，他幫助實施完成。有一次，我思考怎么評價一個工程的質量，有了想法之后當年就申請到了錨噴質量檢測項目。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學校的項目不是很多，項目從1982年立項到1987年完成，完成了3件設備和工具，在當時也是一件挺顯眼的事。我提供主要思路，他主要是帶年輕人做實驗。做科研的時候，創造了幾個儀器，一個是錨桿探測儀。靈感來自我在福州飛機場通過安檢時探測儀所進行的監測，我當時就想：這個探測儀可以從行李中探測金屬和其他危險物品，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在礦井里做些類似的探測呢？于是，同鄧鐵六等還有泰安無線電廠合作，把儀器做了出來。第二是取芯，怎么取出混凝土芯樣，才可能知道噴射混凝土厚度，于是我們設計了取芯機，跟學校里的王正偉合作，再跟濟寧機械廠合作完成了取芯機。
從我做科研項目和開創新專業的經歷來看，我認為做成任何一件事，都要考慮到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要考慮到這件事情的本身是否應該做，它是不是正確的、有前景的；第二，對于時機的把握，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第三，對于地理位置的考慮，選址是否合適，能不能充分利用地理優勢。對此怎么理解呢？打個比方說，改革開放這件事對不對？我認為是對的，早十年不行，大家還不知道；晚十年，時機就錯過了。事情本身對并不代表成功，還要看時間和地點，就像改革開放，深圳是最成功的，選在西北城市的話，就不一定行。昨天的事兒今天做叫落后，今天做的事兒今天做叫隨大流，明天的事兒今天做叫先進，后天的事兒今天做，就叫“先烈”了。太早了不行，提前一步就是先進，我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我們學校的礦建專業一直走在前面，就是因為我們很多事情都提前了一步。這就是我們學校發展過程中一些可貴的東西。
選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講述：周文安 整理：秦曉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