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被羅織罪名，被迫到安徽白湖農場勞動長達20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遍神州大地，我終于獲得了第二次解放。1979年年底，淮南市人民法院撤銷了我的冤案，我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回到了山東礦業學院，恢復了我的原工作、職務、級別和一切待遇，先后負責函授教研室、高教研究所的工作，主持編寫《礦業教育研究》。
除學院的教學、科研工作，我還承擔函授站點的面授教學工作，經常一個人到各地函授站點面授教學，途中勞累且不說，還經常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遇到需要幫助的人，自然會及時主動地施以援手，遇到看不慣的人和事，也往往要“管”，甚至冒險抗爭。什么“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見人摔倒了不扶，遇到不良現象與違法行為，誰都不出來管，那社會將成為什么樣子？！
1989年春夏之交，我從棗莊函授站講完課返校途中，發現街上貼了一張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有不少人在圍觀。
貼大字報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我不能不管不問。
于是，我持“代表視察證”找到當地的派出所，向派出所指導員反映，不能讓大字報繼續發揮不良影響。指導員說：沒有接到上級有關指示。
我表示由我個人出面，一切后果由我個人承擔，只要求派出所派人到現場目睹可能發生的情況，并依法做出處理。
當派出所指導員看完大字報后，我請他退到一旁，我向圍觀大字報的人高聲說：“我是省人大代表，山東礦院副教授。這些大字報上街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大字報的內容是無中生有的惡意中傷，只能擾亂人心，擾亂我們薛城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所以我要把它撕掉。”
我再次把我的代表證給指導員看，請他記下我的姓名和工作單位，并表示一切后果由我個人承擔。然后，撥開人群，當眾把大字報撕了下來。
1992年5月16日，我在淄博講完課，從車站坐上前往濟南的長途客車返校。車廂里坐滿了人，行駛到中途，幾個裝束不同的人開始設下賭局，一會兒的工夫就把一個腿有殘疾的小伙子（后來得知他來自濟南）身上的錢騙光了。這伙人并不收手，見沒有人再上當，便強拉乘客賭博，強拉不成，就開始直接掏乘客的衣兜。這已經不是行騙，而是搶劫了。
“賭博本來就違法，但你們現在屬于搶劫，搶劫屬于更大的犯罪?！?/p>
我的話刺激了那兩個小伙子，突然間圍上來三四個人，一下把我薅起來了，罵我“老家伙找死”“多管閑事”，他們揪著我的頭發，抽出了刀子——危急之下，我把拓有國徽的人大代表證——一個紅色的本本，掏出來，對著歹徒高高舉起，大聲呵斥：“睜開你們的眼睛看看，我是誰？哪個敢胡來？要賭，隨我去山東省公安廳賭！”
他們誤以為我是老公安，幾個小伙子變得緊張起來，立刻讓司機把車停下，惶惶地下車逃走了。
乘客知道我是人大代表后，紛紛反映：從淄博到濟南、淄博到濰坊的長途車上，這樣的事經常發生，前不久還有一名乘客被捅傷。大家希望有關部門盡快嚴厲打擊這伙車匪路霸，保護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車到濟南后，我帶著受害人直奔省公安廳，向省公安廳領導做了匯報，建議各級公安機關集中警力打擊車匪路霸，加強對司乘人員的法制教育，維護乘客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很快，公安廳領導指派刑偵處的負責同志召集省交通廳公安處和濟南市、淄博市公安局及所屬縣（區）公安局的分管局領導、刑警隊隊長等研究部署行動計劃，抽調骨干力量，在淄博到濟南沿線主要站點架網守候，或化裝跟車偵察，一舉打掉了這伙車匪路霸，9名團伙成員全部落網。案件偵破后，公安廳領導還給我寫了一封感謝信，信中說：“由于您對人民負責，及時反映了這起案件的線索，協助我們查獲了這個犯罪團伙，為民除了一害，特深表感謝！”
1993年，泰安市委、市政府給我頒發了“見義勇為先進分子”獎狀和獎品。
我曾經連續當選山東省第七至第九屆人大代表，即使退休后，仍時時處處不忘使命，努力發揮應有的作用。也經常聽到有人說我“愛操閑心管閑事”?？勺鳛橐幻舜蟠?，作為一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國家利益受到損害，社會肌體受到侵蝕，人民安全受到威脅，社會良俗受到破壞，這一切絕非“閑事”。平日里我和同事、朋友們交談，大家對那些明哲保身、見利忘義、見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的人，都深惡痛絕。關鍵是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挺身而出。實踐證明，只要每一個正義、善良之人都能夠發揚正氣，邪惡勢力就會收斂、低頭，國家和社會就會更加健康和諧地發展，人民就會享受更多的福祉。
選自《科大故事②》（2018年12月出版）（講述：戰守嶸 整理：信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