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國難當頭的抗日戰火中度過的，中學讀的上海真如中學就是在被日本炮火炸毀的暨南大學舊址（當時是上海最美的僑資大學）上建立的。我們中國近代史上被日本欺負得很慘，那時候我特別恨日本人，后來我就思考，我們落后挨打是因為我們科技不發達、國家不強大。那小時候我父親教導我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為國家富強而讀書。
隨著我的不斷成長，我理解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上學的要好好上學，不辜負國家的培養，上班的要好好上班，努力工作，讓國家強大起來，這就是我們老百姓的“責”。我到了學校工作，學校就是我的天下，是安身立命之所，只要對學校發展有利、對學生成才有利的事兒，哪怕不是我的本職工作，我都要伸手管一管，盡全力去做一做。
20世紀90年代，在學校首個博士點申報的時候，雖然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但在初審投票時未能通過。我在多種場合參與過評審工作，對強弱高低尚有些判斷力。看過資料后，認為我校實力跟那些通過者相比并不遜色，我覺得我校確實受了委屈，應該申訴。主辦人員李斌、姚來昌也寫好了理由充分的申訴材料送到主管部門，結果對方以投票結果不能變更為由拒絕受理。學校一旦失去這次機會，一耽誤就是四年，損失太重。一想到此，真讓人著急。為了學校，我通過私人關系找到申訴渠道。經學校領導商議，并由我接洽妥當后，學校相關一行人直奔首都北京，有關領導聽取了姚來昌的詳細報告，并在申訴書上作了恰當批示，從此事情有了轉機，次年，學校獲批了首個博士點。
在學校首個博士點申報成功后，我應邀參加省屬高校重點學科（實驗室）的評審工作，在工作中頗受啟發，認識到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建設對學校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我就向韓處長“哭窮”，我說：“人家山大、海大、石油大學都是有錢的老大，我們礦院是最窮的，你得多支持支持我們，即使不給錢你也該給我們評，到時候我們好到部里爭取進一步的支持。”韓處長說：“老袁你這種想法很好，好好準備材料。”我與同為評委的同事徐慶莘便及時向黨委匯報想法，受到黨委高度重視，并召開專題黨委會，再聽取我倆匯報后及時啟動申報工作，再次為學校發展贏得了機遇。
雖然跟分管教育的領導們有過交往，但從未為私事找過他們。從當權者處謀私利，在我看來那是自損人格、自貶人品。不論外界如何變化，我終身踐行公平、正義和責任的人生追求。
20世紀90年代初，省教委邀請我參加高校評委學科組。在評審中，山東某高校領導在評數學教授時學術成果分量不夠，評委們對此存在爭議。我堅持原則，頂住一定壓力在票決中投了反對票。我與那些執權者和參評者并無任何個人恩怨，斗轉星移，時過境遷，我從未為我所堅持的原則后悔過，時間會證明一切，而且不打不相識，還與當年存在異見的一位評委成了好朋友。有一年，我隨著省教委重點學科建設專家組到他學校聽匯報。見面時，他非常熱忱地握手擁抱，連稱“老朋友”，還向我的同行者說：“你們這位袁老師是錚錚鐵骨的真君子，難得！難得！”
我終其一生堂堂正正，剛直不阿，不求聞達但求無愧，善惡分明，鐵骨真君子的稱號我當得，我喜歡并以此為榮，以為是我人生最大的閃亮點，內心深處總留著傳統士人的風骨。我雖然快80歲了，但從來沒有放松過對自己的要求，常同學生講，要做一滴潔凈的小水珠，絕不做渾濁的水滴去污染環境，要盡量去做好事、做善事，也絕不做那種懵懵懂懂混日子和危害社會的人。
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兩袖清風，鬢發蒼茫。憶青春，應無怨，艱苦創業百戰難，義結同仁甘奉獻。若有悔，生有涯，所做微，有心再報三春暉！
數字簡單可以勾勒出無限空間，詩言簡賅可以蘊意深厚情感。用這首拙作簡單回顧我的一生，雖然沒有做出什么宏圖偉業，但是一生正直坦蕩，無怨無悔，所以歲至暮年，身居陋室，卻笑得從容、愉悅和坦然，如同從心底開出的絢麗之花。
選自《科大故事①》（2016年9月出版）（講述：袁云耀 整理：宋榮華）
